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显示,我国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自2004年连续10年保持双缩减。2019年2月,美国航天局根据卫星数据进行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,全球从2000年到2017年新增的绿化面积中,约四分之一来自中国,贡献比例居首。
西北地区是中国荒漠化、沙化土地分布最广的地区。西部大开发的20年,也是西北地区生态治理快速发展的20年。西北地区的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连年减少,许多地区出现“绿肥黄瘦”的景象。但是西北地区生态脆弱,生态治理仍然任重道远,治沙与治穷相结合的治理路径仍需要不断发挥作用。
乌素沙地边缘的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马鞍山林场
“宁肯治沙累死,也不让风沙欺负死”
官井村是库布其沙漠边缘的一个小村。20世纪80年代,这里土地严重沙化,全村只剩下一棵孤零零的柳树。
如今,库布其沙漠生态治理率已达到25%,实现人进沙退的转变。防沙治沙的成功实践,被写入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》缔约方代表共同起草的《鄂尔多斯宣言》。今天的官井村,已是绿林萦绕,一棵树变成了19万亩树林。
在中国的大西北,由黄变绿的生态奇迹不断上演着。
清晨的毛乌素沙地,伴随着呼呼的风声醒来，殷玉珍一鼓作气爬上10多米高的瞭望台,举目四望,林海起伏。这里地处毛乌素沙地南端,30多年前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黄沙。1985年,19岁的殷玉珍嫁到内蒙古乌审旗无定河镇萨拉乌苏村,新房是半截埋在沙里的“地窨子”。“当时到处是大沙,方圆十几里只有我们一户人家和一棵树。”
“这辈子宁肯治沙累死,也不能让风沙给欺负死。”从栽下第一棵树苗起,她和丈夫冒着30多个严寒酷暑,每年穿烂10多双鞋,用坏一把又一把铁锹、镐头、树剪,把近6万亩沙地变成了绿洲,累计植树200多万棵。
西北地区的生态恢复,离不开一代代治沙人的付出。他们怀抱信念,坚如磐石,用尽一生在荒漠中播撒着绿色的希望。
1957年,一位刚刚大学毕业的小伙子,响应有志青年到边疆去的号召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,与这片流沙搏斗。他叫刘铭庭,1959年至1983年间,先后发现5个柽柳新种,并研究出利用柽柳固沙的方法。因为一辈子执着于一件事,他被称作“刘红柳”,现在他已是85岁高龄。
红柳也被称为“柽柳”,是广泛分布于我国西北荒漠-半荒漠地区的植物,耐干旱、耐盐碱、耐贫瘠、耐风蚀和沙埋,是黄沙中最坚韧的生命之一。半个多世纪以来,刘铭庭和同事们扎根沙漠深处,用红柳阻挡住流沙对城镇的一次次侵袭,还开始了红柳肉苁蓉人工接种试验研究。
如今,“刘红柳”工作过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(下简称“新疆生地所”)沙漠团队已延续至第四代人。他们不仅在中国各地播撒绿色,还将治沙经验与技术带到了非洲、中亚等地区,参与到非洲“绿色长城”的建设中。
刘铭庭、殷玉珍的治沙成就,是中国西北地区生态持续改善的一个缩影。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曾以年均1.04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。如今,中国沙化土地面积年均缩减1980平方公里。
“绿口袋”扎紧了风口，逼退了黄沙——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阿日希村红枣基地 丁磊/摄
“从斗争抗衡到和谐共处”
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院长王涛介绍,我国干旱区沙漠、沙地面积在1990年前是增加,1990年后是减少,到2010年就减少到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。
内蒙古采取封山育林、飞播造林等综合措施开展生态恢复,重点治理区初步形成乔灌草、点线面、带网片相结合的区域性防护体系。毛乌素、科尔沁、呼伦贝尔三大沙地均实现沙化土地净减少的历史性逆转,进入恢复利用沙漠的新阶段。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处处长吐尔逊·托乎提说:“十三五以来,新疆依托林草重点工程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941.73万亩。”20年前,和田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仅有0.4%,如今已提升到1.62%,灾害性天气从最严重的一年260多天到如今的170多天,沙尘天气减少了90天左右。
“从斗争抗衡到和谐共处。”新疆生地所策勒沙漠研究站站长、研究员曾凡江说,人沙关系的深刻调整促使科研人员的研究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。由于风沙引起的灾害仍未禁绝,沙漠边的部分农民仍未脱贫。科研人员除了不断优化防风治沙技术,还致力于研究科学化绿洲农业种植。
目前,每年约有15名硕博生在新疆生地所策勒站工作,除了科学研究外,他们还组织当地农民科技骨干进行科技培训。
新疆生地所研究员雷加强说:“条件较好地区大多已基本治理,剩余区域多为远山大沙、极度干旱,治理难度不断增大。”
要适应新环境下的生态治理需求,需要全方位借助科技力量,而不是盲目“图政绩、求成绩”。我国在沙化治理理论、沙化防治技术方面研究领先,但实践应用过程中有些具体问题研究仍不足,科技治沙任重而道远。
“沙漠医生”的新型生态治理
45岁的马全林,每年有200多天在沙漠中度过,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20多年。作为甘肃省治沙研究所副所长,他常年带领团队进行荒漠生态学与荒漠化防治研究,成为名副其实的“沙漠医生”。马全林说:“在荒漠化防治上,我们既要通过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精准治沙,改善沙区生态环境,也要通过培育沙区经济作物,带动群众种植,实现增产增收。”
沙葱、沙米是干旱荒漠区特有的野生沙生食用植物,在民勤、古浪等地都有分布,深受当地人喜爱。“野生植物被连根拔起,破坏了其自身繁衍和生态环境。为此,我们研究人工栽培技术,解决高产难题,给沙区群众发展产业找到一条更好的出路。”马全林说。
2018年以来,马全林持续示范推广沙生植物种植,带动民勤等多地农民走上了致富之路。
如今的沙漠治理已不再是单纯的治沙增绿,越来越多像马全林一样的科研工作者,致力于探索将“治沙”与“治穷”相结合。
新疆和田地区可利用的绿洲仅占3.7%左右,剩下90%多是荒漠。当地转变治沙方式,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治理,拓展生存空间和产业平台,为产业落地、嵌入式发展提供可能。目前和田地区有红柳大芸30万亩,梭梭大芸约2万亩,建成多家以沙为主原料的建材企业。
吐尔逊·托乎提介绍:“我们在严格保护和有效治理的前提下,着力打造一批特色林果业基地,发展精深加工业、能源、沙漠旅游业等,建设沙产业带。发展沙产业,不仅有利于调整沙区产业结构,增加沙区农牧民收入,也有利于‘反哺’沙区生态建设,巩固和扩大防沙治沙成果。”
西北地区生态治理模式正发生着深刻转变,造林式治理正转向产业化发展与生态治理协调发展,“沙”的资源价值被不断发掘。沙产业如火如荼,沙中不仅能“生绿”,更能“生财”。（刊于《半月谈内部版》2019年第12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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